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是人類近代文明發展的先導，為知識的廣泛傳播、交流創造了條件。有了紙以后，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讀書的人就多了起來，隨之而來的就是對書籍的需求量越來越大。

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只有官府和貴族才能擁有很多的藏書，因為那時候的書都是手抄本，為此，民間出現了“傭書”為職業的抄書匠。《后漢書》記載，班超“家貧, 常為官傭書以供養。”

此時，雕版印刷術就應運而生：

在這之前，社會上已經廣泛運用印章和拓碑了，印章在先秦時就有，一般只有幾個字，表示姓名，官職或機構。印文均刻成反體，有陰文、陽文之別。據記載在北齊時（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于公文紙蓋印的印章做得很大，很像一塊小小的雕刻版了。

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東漢以后，石碑盛行。漢靈帝時，在太學門前樹立《詩經》、《尚書》、《周易》、《禮記》、《春秋》、《公羊傳》、《論語》等七部儒家經典的石碑，共20.9萬字，分刻于46塊石碑上，歷時8年，全部刻成。成為當時讀書人的經典。很多人爭相抄寫。有人發現于石碑上蓋一張微微濕潤的紙，用軟槌輕打，待紙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紙上輕輕拍打，紙面上就會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樣的字跡。這樣的方法比手抄簡便、可靠。于是拓印就出現了。這樣用紙將經文拓印下來，自用或出售。結果使其廣為流傳。

印章一般比較小，印出來的字數有限，刻碑過程比較復雜，用來印刷也不方便，但是石碑面積大，一次可以拓印許多字。于是我國的勞動人民就把印章的拓碑的特點結合起來發明了雕版印刷術。

先師孔子像

其實，說起印刷術，與佛教的傳入有很大的關系。佛教在世俗化傳播過程中，宣揚禮拜佛像會有福報，傳播經書是大功德，密宗還宣揚梵文的陀羅尼經咒具有某種法力，這種宗教思想極大地促成了了社會上對佛教用品的需求。唐初，玄奘就曾用回鋒紙印普賢像，施給僧尼信眾。現收藏在英國倫敦博物館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標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

雕版印刷術盡管有印刷清晰、速度快的優點，不過仍存在制版緩慢、需要的人工及材料很多，錯版難改的不足，有些書字數很多，常常需要雕好多年，費很多的木材，并且，保存這些雕版也是需要費心費力。

北宋慶歷年間，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造就了印刷史上一次巨大的技術革新。活字制版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準備好足夠的陽文反字字模，就可隨時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時間。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復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間小，容易存儲和保管。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介紹了這種創新技術：“板印書籍, 唐人尚未盛為之。自(五代) 馮瀛王(馮道)始印五經, 已后典籍,皆為版本。慶歷中, 有布衣畢昇 , 又為活板。”

元代的姚樞（1201~1278）教子弟楊古用活字版印書，印成了朱熹的《小學》和《近思錄》，以及呂祖謙的《東萊經史論說》等書。不過楊古造泥活字是用畢昇以后宋人改進的技術。

19世紀中葉，法國漢學家茹蓮將《夢溪筆談》講畢昇的一節譯成法文后，世界開始承認，中國是活字印刷的發明國。

明代木活字本較多，多采用宋元傳統技術。明萬歷十四年（1586年）的《唐詩類苑》、《世廟識余錄》、嘉靖間（約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問會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康熙年間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規模用木活字印書則始于乾隆年間《英武殿聚珍版叢書》的發行。印制該書共刻成大小棗木木活字253500個。印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389卷。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書。

公元15、16世紀之際，銅活字流行于江蘇無錫、蘇州、南京一帶。銅活字印刷在清代進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數量達萬卷《古今圖書集成》了，估計用銅活字達100~200萬個。